小时候，父亲问他，长大后做什么？他脆生生地答，当官！父亲就满意地笑了。其实这回答是父亲教给他的。父亲对当官，充满一种神圣的向往。

　　父亲是一介农民。

　　那时候，官与民，基本没什么不同。农村的官，也下地，也养猪，也穿破烂衣裳，老婆也胖也黑，孩子也脏也瘦。唯一的区别是农人看他们时的眼神，崇拜，仰慕，带着一丝小心翼翼的讨好。父亲说当官好啊！腰板硬，大分头，背着手走路，能分一个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帆布包。当官好，儿，要当官。

　　他努力学习，只为当官。后来他在豫剧《七品芝麻官》里听到一句“当官不与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”，便很是不解。他知道七品就是县长，县长怎么能不与民做主呢？不做主与卖红薯又有什么关系？

　　再后来，他终于当上官，却不是在农村，而是在城市。

　　他实现了父亲的愿望，却没有给父亲带回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帆布包。父亲问过他，他说，早不兴给包了。父亲说不给包叫什么官呢？不给包，走在街上，谁知道你当官？后来父亲进了一次城，他带父亲去大街上溜达，指着一个男人说，这是个当小官的。又指着一个男人说，这个是当大官的。父亲不解，问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说，看他们的表情。父亲摇摇头，说，看不出不同嘛。他笑笑。——父亲对官的理解和认识，仍然停留在村长乡长的水平。

　　那时他当的官还很小，小到除了父亲，没人把他当官。这也是好事，他不必天天陪人喝酒，不必天天面对诱惑。他知道官当得大了，就会有诱惑。美酒，美元，美人，他都亲眼见过。当然这些不是给他的，但假如这些给他，他想，他也许无法拒绝。既然他无法拒绝，那么，他只能拒绝当更大的官。

　　可是后来，他还是当了更大的官。

　　第一次，有人给他送来一条香烟。他打开，想了想，取出一包，剩下的，塞回。别让我犯错误，他说，求你，别诱惑我。

　　烟没有全收，他却给那个人解决了困难。他说我给你办事，不是因为我有多崇高多伟大，而是因为我记得那句话——当官不与民做主，不如回家卖红薯。我公事公办，只因我不想回家卖红薯。送走来人，他再一次想起父亲。父亲就是卖红薯的。父亲卖了半辈子红薯，只希望能用一个写着“为人民服务”的帆布包装钱。

　　诱惑一个接着一个，他渐感招架不住。终有一天，有人给他和大领导送来一个纸箱，里面，全都是钱。钱被分成两份，他和大领导每人一份。他想了一夜，汗出了一身，终没敢收下那些钱。他将大领导激怒，大领导说你这算怎么回事？为将来的告发做准备？他说，我没有将来。大领导说那你收下啊！他说我想收下，但我不能。并且我知道，只要我继续呆在这里，总有一天我也会收下。所以我只能回乡下，卖红薯。大领导说收下这些钱与为民做主并不矛盾。他笑了。他说，看来，你比我还适合卖红薯。

　　他真的回到老家，烤起红薯。没有人理解他。父亲与他大吵一架，妻子与他离婚并带走了儿子。更多人认为他捞够了，解甲归田，以烤红薯自娱。夜里他躺在床上，翻来覆去，咬紧牙忍住眼泪。

　　终有一天，一位胖妇人光临了他的烤红薯摊。那天他不小心弄脏了胖妇的衣服，尽管他一个劲地道歉，胖妇依然不依不饶。你一个卖红薯的也敢跟我顶嘴？胖妇竖着眼说，我儿子在城里当官！

　　我也曾经在城里当官。他说。

　　有官不当跑乡下卖红薯？你没有“与民做主”吧！胖妇乐了，说，还有这个破包，当官的有用这种破包的？说着，抢过他的帆布包，一甩手扔开很远。

　　如同被当头一棒，他说不出话来。帆布包上有“为人民服务”五个红字，那是昨天夜里，他亲手写上去的。帆布包被一辆汽车辗过，“为人民服务”沾上泥巴，模糊不清。

　　儿子不理解他，他没有哭；妻子不理解他，他没有哭；父亲不理解他，他没有哭。然此时，他却双肩颤抖，眼泪抹了一脸。——他认为胖妇不该不理解他——他认为，胖妇才是他的父老乡亲。

(周海亮)